着头说，他这会儿是真起了谈兴，“在我的老家，所有人都在种田——这本来也是我的命运，但我——”

　　“但你不想种田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但我不想种田，所以我就从家乡出来，一开始我在另外一个省，”他说了个李竺全无印象的地名，“在那里我给我堂叔帮忙，我们做——劣质服务业。”

　　他停顿了一下，忽然吐出一个高深的英文词组，这让李竺愣了一下，他们交流使用的单词一直都很简单和口语化。“这是个大学生告诉我的，我们国家管这个叫做劣质服务业，它就是在社区里，为这个区域的人提供小商品。这个的收入比种田好一些，但对经济有害，这也是他告诉我的。”

　　他脸上掠过一丝迷茫，似乎没能真的理解这背后的道理，但很快又高兴起来，兴兴头头地和李竺分享他的奋斗史，“在那里我开始自学英语，我说得还可以，后来我就来了伊斯坦布尔，想做个导游——”

　　当然，他没成功，但也因为自己出众的英语打入了旅游街内部，最后在这家店安下身，报酬不高，老板一个月打发他1500里拉，房租就要700，他和三个人合住在两室一厅的小公寓里，房租本来可以更便宜，但他得住得离旅游区近点，“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开店，所以，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在公寓，还过得去。”

　　这份收入让哈米德成为家族之星，他每个月寄200里拉回去，足以贴补不少家用——土耳其农民也不是那么惨，哈米德家一个月平均收入也有1500里拉——不过，他家有七口人。

　　而且他的职业上升空间更广阔，“如果能干下去，我想去别的店做经理，那样的话，也许能拿到2500，旅游旺季会有奖金，那样我一个月就能拿3000里拉了。”

　　伊斯坦布尔的房价不贵——如果你把一小时半地铁的通勤距离，亚洲区里垃圾遍地的老旧公寓也算进去的话，哈米德给李竺看了自己的DreamHouse照片，那里和中国人通常谈论的老破小有本质区别，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城市里都不可能有什么小区储藏如此巨量的垃圾。哈米德干上十年应该能凑足首付，主要的忧虑来自于银行贷款，以及房价上涨的预期——伊斯坦布尔当然比不上北京，但这阻拦不了海湾国家土豪的购房热情。

　　至于旅游区的一间店面，这远超他的想象力，这里的租金比他的工资高出几倍，哈米德摇了好几次头，“我们不能贪心，我们已经很好了。”

　　他的确已经完成了一个社会阶级的攀爬神话，也许在家乡他也是传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他眼睛里能看到渴望，也许这就是他格外积极的原因——这样干下去，他一辈子也不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店，他得这样一直干到死，没有退休金，他该怎么生孩子？他有冒险的基因，一无所有的人当然总想拼一把，再往上走一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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